出版人心中永远的那盏灯

“一个现代人，他的修养表现在非常优雅地运用我们的母语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感情。”——郝铭鉴

4月2日上午，语言学家、《咬文嚼字》杂志创始人郝铭鉴过世，终年76岁。

郝铭鉴，江苏建湖人，生于1944年，语言学家、出版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66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1968年分配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1978年调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理论编辑室，先后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副社长、上海文化出版社总编辑，兼任《咬文嚼字》主编、《编辑学刊》主编等职；曾任中国语文报刊协会、上海编辑学会、上海语文协会副会长。

启蒙与创造：文化思潮的探索者

郝铭鉴有着深厚的文化启蒙情怀,他有一段广为人知的“四次想当老师而不得”的人生故事。

第一次是1960年,他初中毕业,决心考中师,将来教穷人的孩子读书,却最终响应国家当时“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考入了培养科技后备人才的“理科班”;第二次是他如愿考上师范学院,却服从分配去了电影制片厂;第三次是他调到一所学校,兴冲冲地去报到时,却发现那所学校已经在“文革”中被“砸烂”;第四次是在1947年,上海市领导已经批准了他当老师的申请,却最终被基层领导留了下来。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他想当老师的心愿,其实质是一种文化启蒙的情怀。这一心愿历经十四年而不改,可见他文化启蒙情怀之深厚与热烈。这四次要求,一次比一次坚决,他心中文化启蒙、文化传播的责任感也一天比一天清晰。然而,此后他没有再正式提出去做老师,因为他发现了一个新的途径来实现心中文化启蒙的梦想,这就是不久以后接触的出版工作。在出版实践中,他感到做老师是在一个小课堂里讲课,搞出版实际上是在一个大课堂里对社会起到一种“做老师”的作用。

他先后有三篇文章人选语文教材,这也让他对出版的文化启蒙和传播功能有所体会。他十年前的一篇杂文《“挑战者”号追思》,先被选进上海语文教材,2002年又被选人全国中学语文教材,他的思想成果已经通过出版影响着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可以说,他后来把这份深厚的文化启蒙情怀悉数灌注到了出版事业当中。

1978年5月,郝铭鉴被分配到上海文艺出版社理论编辑室,正式从事编辑工作。

1985年4月,郝铭鉴进了社领导班子,任副总编辑。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成立后,任总社副社长,上海文化出版社总编辑。

深厚的文化启蒙情怀,使他一开始就认定出版工作是一项文化传播工作。到出版社不久,他独立策划了一套《文艺知识丛书》，这套书的宗旨,便是针对“文革”“书荒”造成的知识贫乏,系统传播文艺知识。其中第一本是朱光潜先生的《谈美书简》。他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云中谁寄锦书来》评论《谈美书简》,朱先生读后说:“深得吾心。”

除了朱先生的作品外,郝铭鉴还组织了《诗经》研究专家程俊英的《诗经漫话》、鲁迅研究专家吴中杰的《鲁迅传略》、文艺理论家钱中文的《果戈理及其喜剧》、古典文论专家张少康的《先秦诸子的文艺观》等,使这套丛书在短期内形成了气候。

在出版实践中,郝铭鉴很快就形成了强烈的文化探索思想。他认识到,出版人能否自觉承担文化探索任务,考验着出版人的良知,也决定着出版工作的得失。

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催生了一大批思想文化出版物,而这些出版物又为这场“文化热”推波助澜。郝铭鉴策划编辑的“文艺探索书系”,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解放的社会时代背景下诞生的。他在《文学评论》上读到了刘再复的《论文学形式的二重组合原理》,立即意识到这篇文章代表着一种新的文艺观念和研究方法,便以最决的速度向作者约稿,和作者商量写作提纲,并最后把这本书定名为《性格组合论》,亲自担任责任编辑。而在和余秋雨闲谈中,他得知余秋雨正在撰写谈写作艺术方面的书稿,当即表示愿意接受出版,极大地鼓舞了余秋雨的写作热情,促成了《艺术创造工程》的问世。

这个书系是“时代的改革浪潮在文艺领域中激起的回响”。在这一书系中,文艺承担着双重的任务:既是文艺领域的创新,又是对思想史的反思。文学创作中各种文本形式的自觉实验,文学批评中多样艺术性格的审美沉思,都在美的觉醒中体现了人的觉醒,都指向对人的主体意识的纯情弘扬,都是自觉承继五四文化的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启蒙。启蒙不仅意味着知识的传播,更意味着自由思想的勇气,是以理性的精神打破专制与蒙昧的枷锁。在这一意义上,启蒙与探索是同义词。正如郝铭鉴在《“挑战者”号追思》中所说:“一切科学事业都需要探索精神,探索者总是面对着未知的世界,每前进一小步都会增加一百倍的艰险,因此这种精神既是创造精神,开拓精神,也是冒险精神,献身精神。”这正是启蒙精神的精髓:敢于探索。他策划编辑的“文艺探索书系”贯穿了这种精神。

在“书系”的“序言”中,他说:“编辑出版文艺探索书系,本身也是一种探索”,“探索精神是一种开拓精神,它不撼见了追求真理的虔诚和执著,体现了创造意识的清醒和强烈”。郝铭鉴对“文艺探索书系”作者们的发现,既体现了他对时代思潮的敏锐感悟,又表明他在精神谱系上与五四新文化传统、与新时期的文化思潮是血脉相连的;他内在的价值图式,正是人的自由与解放。这种启蒙情怀与探索精神，也体现在许多不以“探索”为名的书中。如皇皇五卷本的《朱光潜美学文集》以及李泽厚的《美学论稿》等,这些美的觉醒与启蒙的文字,背后紧系着人性觉醒或复苏的纽带,而这一纽带,正是20世纪80年代提倡“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强劲脉搏。

“文艺探索书系”在20世纪末的重版,正验证了这种启蒙情怀与探索精神强韧的生命力。

坚持与守望：文化薪火的传承人

如果说启蒙情怀与探索精神赋予了郝铭鉴把握文化前沿思潮的能力,那么他对文化传统深邃性的透视则体现了他宽容博大的文化胸怀。他深知,一个出色的出版人承担

的不仅仅是文化启蒙与引导风气的责任,更承担着文化积累、整理与保存的任务。在二十五年的出版生涯中,他始终坚信,一个出版社如果仅仅想赚钱,那它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出版社;一个出版人如果只想谋利,那他也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出版人。他常说:“搞出版的人不能争一日之短长。”出版是文化工作,要由历史来检验。出版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成果的守望者。

在文化积累方面,他得到了前辈出版家丁景唐先生的指点。他参与策划了一系列具有文化价值的选题,《作家论创作》丛书便是其中之一。他是《巴金论创作》一书的责

任编辑,还是《艾青论创作》一书的编选者。

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工程《中国新文艺大系》启动以后,郝铭鉴从一开始便积极参与策划,除担任理论卷、杂文卷的编选者外,还协助主编筹划整套书的编选工作。他曾受丁景唐先生委托,多次拜访叶圣陶、周扬、夏衍、吴组细、艾青、聂绀弩等文坛名家,出色地完成了组织题词和序言的任务。

现代文学研究是上海文艺出版社长期努力经营的出书领域,郝铭鉴也为之付出了心血。他不但组织了《论巴金》、《论(女神）》等高质量的书稿,重新编辑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还投身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在“左联”研究、鲁迅杂文研究方面取得了成果。

郝铭鉴十分重视原创类学术图书的出版,认为学术图书是文化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元化先生的《思辨随笔》这一选题一提出,便得到了他的充分肯定,后来这本书获

得了国家图书奖。由这部书稿,又延伸出《释中国》和《学苑英华丛书》,在学术界深受好评。可以看到,在这些书中,既有西学,也有国学。其中,如《学苑英华丛书》,汇集了海内外华人学者的广泛多样的研究成果。从政治秩序、社会制度、伦理观念、文化选择等各个方面展示了学人的思考,涉及多个既传统又尖端的论题,如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或儒学三期、文化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全盘西化或中体西用、旧学与新知等,可谓不拘一格。这正体现了丛书策划编辑者多元化的文化思想。

他参与主编和编辑的《文艺鉴赏大成》、《文化鉴赏大成》、《世界文学金库》等大型图书享有良好的声誉。建党八十周年前夕,由他策划并担任主编的《革命烈士遗文大

典》,被列为全国纪念建党八十周年百种重点选题之一,出版后被读者评为“2001年我最喜爱的二十本书”之一。策划和选编《革命烈士遗文大典》,可以看出他对历史的尊敬:在那个崇尚牺牲的年代,正是烈士们的个人风采,成为一代人青春岁月中永远的精神烙印。

另外,他在生活图书方面,也参与策划了一系列重点文化工程,“文化五经”、“文化十全”、“智慧四库”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项目。

《咬文嚼字》:文化载体的清道夫

语言文字作为思想文化的载体,对文化的创造、传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郝铭鉴在文化思潮的启蒙、探索方面,在文化传统的积累、保存方面有着开山斧头般的魄力、勇气和锋利,那么在语言文字的纯洁、规范方面,他则有着绣花针脚般的绵密、细腻与扎实。通过《咬文嚼字》,他把汉字文化的规范和精致发挥到了一个极致。

郝铭鉴从事出版工作以来,编过很多刊物,如《文艺论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文化与生活》、《杂家》等等,其中他花费心血最多的,是《咬文嚼字》。说到

《咬文嚼字》必然要说到郝铭鉴,同样,说到郝铭鉴也必然要说到《咬文嚼字》。2003年4月,这份刊物已出版一百期。

在出版工作中,郝铭鉴高度重视出版物的编校质量,将提高编校质量视为做好文化传播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严厉批评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导致编校质量滑坡的做法,

对“无错不成书”的现象日益普遍深感忧虑。

为了抓好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校质量,1992年,全社的编辑、校对包括社长、总编都参加了一个纠错考试,考题是一篇夹杂了一百一十个差错的散文《书市散记》,文章的作者就是郝铭鉴。用这样的形式来考编辑、校对是前所未有的。这个考试在全国新闻出版界引起轰动,试卷在《新闻出版报》全文发表,全国很多省市都考过。这次考试的成功使郝铭鉴尝试着出了一份《咬文嚼字》小报,免费向社会发送,反响也十分热烈。1994年,他正式提出要办《咬文嚼字》刊物。

办《咬文嚼字》完全是出于一种文化责任、文化良知。郝铭鉴多年来一直参加新闻系统的图书编校质量检查工作,他认识到净化社会语文用字、提高书报编校质量已

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然而当时持怀疑态度的人很多,说纠错的东西有多少?错纠完了干什么呢?而且征订的情况也很糟糕,全国只有五百五十本。很多人都说,这本东西出不了三期就要关门。然而,郝铭鉴坚信社会对这本杂志是有需求的,他坚信这本东西对净化社会的文化环境是有益的,因此,他毫不动摇办刊的信念。

为了提高《咬文嚼字》的知名度,他策划了《咬文嚼字》的亮相活动——“向我开炮”,并且每年策划一个大型活动:“三报一刊编校质量有奖竞查”,查《人民日报》等十二家大报,查《半月谈》等十二家知名刊物,“咬”知名作家作品,“咬,明星图书……为了使《咬文嚼字》得到读者的认同,他坚持“以人为本、以质为求”的原则,精心

设计栏目,提高审稿标准,在针对性、知识性、可读胜上狠下工夫。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本32开48页的小刊物迅速赢得了读者的青睐,被誉为“语林啄木鸟”、“文化清道夫”。

在《咬文嚼字》出版一百期的时候回头看她的创刊与发展,不能不说《咬文嚼字》这个品牌的诞生是一个奇迹,而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正是郝铭鉴。《咬文嚼字》的每一个大型活动都是郝铭鉴主持策划的,《咬文嚼字》的每一次新闻推广都是郝铭鉴精心安排的,《咬文嚼字》的每一个栏目都是郝铭鉴巧妙设计的。从预言三期关门到今天的庆祝一百期,从众多的怀疑者到不断壮大的编辑、编委、作者队伍,从强调文化责任到经济效益创利每年逾百万,可以说,已人选中国期刊方阵的《咬文嚼字》在成长过程中迈出的每一步都倾注了郝铭鉴的心血和智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咬文嚼字》的品牌奇迹是文化良知创造的奇迹,是编辑智慧创造的奇迹,也是信念与毅力创造的奇迹。

郝铭鉴还有个梦想,他想把《咬文嚼字》这块“蛋糕”做大,在设想中,有《咬文嚼字

·学生版》,有《咬文嚼字》系列丛书,有《咬文嚼字》教育培训中心……看来,《咬文嚼字》的奇迹并没有结束。

自觉反思:文化出版的研究者

对文化思想前沿性的把握、对文化传统深邃性的透视与对汉字文化精致性的捕捉,构成了郝铭鉴的文化出版实践的三个特点。郝铭鉴在出版实践的文化建设方面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对整个社会都有杰出的贡献。同时,他还自觉地反思、整理与研究编辑出版规律,对整个行业的发展有着远见卓识,在理论上的总结水准相当突出。他是中国出版界为数不多的在出版实践和理论总结两方面都能体现出代表性的出版家之一。

他在第一届全国出版年会上就提交了论文《出版信息传递断想》,该文被编人中国第一届出版年会论文选。他撰写的《出版界的大趋势》、《编辑的业务素质》、《试论出版的动态管理》、《推开三重门——<咬文嚼字>办刊思路》等,思想新颖、视角独特、文字活泼,在出版界广为传播。2003年,他撰写的《环境、价值、智慧——期刊生存之道》又获得了第四届出版科研优秀论文奖。

他在编辑学、出版学方面的研究得到各方面的认可,从2002年开始担任《编辑学刊》的主编。各级出版人员非常欢迎郝铭鉴给他们讲课,出版界许多人都听过他的课。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为上海新闻出版系统的青年编辑培训班讲课,而且门类众多,有编辑写作学、编辑心理学、编辑的艺术等课程。后来他还到北京为全国的社长总编上岗培训班讲课,并多次受兄弟省市的邀请前往讲学。

人格范式:“通人达才”的出版家

可以说，他集文化启蒙的探索者、文化传统的传承者、文化载体的清道夫和文化出版规律的自省者于一身的文化人格，正是司马迁所说的“通人达才”式的文化人格理想。这“通人达才”的范式,既是职业角色模式，又是文化人格的典范。

郝铭鉴先生多年前曾在一篇文章中寄语青年：“汉字能有今天，是和一代又一代汉字传人的努力分不开的。如今汉字的接力棒已经到了我们手里，如何正视汉字的生存现状，提高汉字的文化地位，让汉字绽放出更为灿烂的花朵，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汉字传人，好自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