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校对生涯

今天小编因核实一处内容再读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忆及先生于我之影响：青少年时代（主要是高中）颇感鲁迅先生“很懂我”，刚进入社会的两三年又“察觉”先生文章有点“偏激”，现在慢慢感到了其文和其人的“入木三分”，也明白了我们的中小学教材中为何减少了鲁迅先生的文章。

其间，先生时间不是很长的专业校对生涯也勾起我的兴趣，便生此文。

一、校对生涯

光绪七年（1881年）9月25日（夏历辛巳年八月初三），鲁迅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新台门周家。幼名阿张、长根、长庚，学名周樟寿。

16岁时，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家族开会分房，分给鲁迅他们的既差且小，鲁迅拒绝签字遭到叔辈们斥责，倍感世态炎凉。

21岁时，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月，矿路学堂毕业。3月，公费赴日本留学。4月，入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为日语学习速成班）。

25岁时，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月，课间观“日俄战争教育片”，深受刺激，决定弃医从文。

27岁时，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从师章太炎先生，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集》，期间生活艰难，以校对书稿补贴生活。

31岁时，即民国元年（1912年），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八月任命为教育部佥事。从本年起至1917年，他大量抄古碑，辑录金石碑帖，校对古籍，其中也对佛教思想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37岁时，即民国七年（1918年），1月，参加《新青年》改组，任编委。

之后的生涯基本是在斗争和写作中度过的，直至1936年10月逝世，时年55岁。

二、校对老手

鲁迅先生专业从事校对（也有编辑）工作主要是在27岁到36岁，其37岁以后是写作、编辑、校对三种工作都在做。鲁迅一生办过7个出版社,编过9种期刊和好几种丛书,还为不少作者编选集子,校订译稿,修改文字。大量的编校工作耗去先生毕生很多的精力,占去他不少创作和休息时间,然而他却乐此不疲,始终如一。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一种非常需要而且很有意义的工作……其中也大有学问啊!”(引自著名出版家赵家璧先生的回忆文章)校点文字,前人又叫它校雠。“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为雠。”

憎爱分明的先生对于书报期刊中的错讹谬误、粗制滥造现象嫉恶如仇,因而也就对校对工作格外重视。翻阅厚厚的几大本《鲁迅日记》、《鲁迅书信集》,我们可以发现里面记载的鲁迅关于校对的记事,感慨和经验之谈几乎随处可见。完全可以说,校对已经成为鲁迅一生从事的写作和编辑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他的一种职业习惯,不仅对自己的书、文是这样,对于青年作者的作品尤为如此。在《三闲集》中,鲁迅写了份《鲁迅译著书目》,其间记录着他为之编选而又修订校改文字的青年作者达19人。这份目录是1932年4月写的,还不包括此后鲁迅所编所校的著译。

他说:“我在过去的近十年中,费去的力气实在也并不少,即使校对别的译著,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并且毫不怀着有所利用的意思。”这段话鲜明凝练地表达了鲁迅的“校对观”:其一,校对是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虽然要耗费不少的气力,但很值得、很必要;其二,校对是一件非常细致的工作,必须“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才能真正做好;其三,校对是一件需要高度责任心的工作,必须要有对任何错误疑点“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精神;其四,勤业敬业精业,一心一意为读者着想,为出版物质量着想,“毫不怀着有所利用的意思”,是校对工作者应当恪守的职业道德。

周建人曾这样回忆鲁迅:“青年托他的事情他总是乐于帮忙的。有时托他校对的书不是薄薄的几页,而是厚厚的一本,鲁迅很爽快的答应他校对,毫不犹豫。”显然,在鲁迅心目中,校对已不是单纯的出版工序和技术性工作,而是培植人才、提携后生的一架“梯子”。1930年3月在致章廷谦的信中他说:“我也曾熟虑,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鲁迅这里讲的虽然不是专指校对,但从中我们可以明白地看出,鲁迅之所以重视校对工作,固然是为了对读者作者负责,表现了他的优秀的编辑作风,但其中充当“人梯”,扶植“后起”,“愿有英俊出于中国”的苦心,则是不容置疑的,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三、校对殊不易

1928年11月7日,鲁迅致章廷谦信,对于书籍的排工、校对发表了见解。他以巧妙的比喻指出出版商粗疏的校对和排版对书籍的糟蹋令作者悲哀:“看着水果店之对付水果,何等随便,使果树看见,它一定要悲哀,我觉得作品也是如此,这真是无法可想。”为此,鲁迅发出了“校对殊不易”的慨叹。鲁迅的慨叹,主要是针对当时一些书商不重视校对的现象而发的。其实,鲁迅70年前指出的这些问题,在今天的一些出版机构,不是仍可见其踪影吗!当年鲁迅分明从反面强调了提高校对人员队伍素质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至今读来仍有振聋发聩之感。鲁迅慨叹“校对殊不易”,还有一层含义,是说提高校对质量、消灭差错的问题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起来十分困难。因而需要天天讲,时时抓,坚持不懈。

当然，今时今日“校对殊不易”的原因主要还是在于对于校对工作的不够重视，由此产生了校对从业人员报酬偏低、高水平校对人员断层、校对质量参差不齐等一系列问题。希望出版界和新闻界业者共同商讨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