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皇帝无法承受亡国之君的骂名,在煤山自缢而亡。之所以明王朝灭亡,很大程度上是钱的问题,百姓承受着敲骨吸髓般剥削,而前线士兵仍旧领不到粮饷。起义接连不断,军队一盘散沙,崇祯孤掌难鸣。
在此之前,崇祯皇帝做了最后的尝试,那就是号召大臣们捐款。崇祯是个十分好面子的皇帝,以勤政奋勉自居,然而到了绝境的他也只能放下身段,恳求大臣捐款,来解燃眉之急。理论上讲,如此处境,崇祯理应调动一切资源来挽救国家,譬如直接强制命令官员财产或者以贪污名义抄家从而充当军费,而崇祯却低声下气地募捐,这是为何?
首先,主观上来说,这是由崇祯畏首畏尾的性格决定的。
可能大家有疑问,都做了皇帝了,怎么可能畏首畏尾?我们来看看这个皇帝是怎么当上的。
崇祯皇帝朱由检是明光宗朱常洛第五个儿子,是明熹宗朱由校同父异母的弟弟。拜他老爹所赐,崇祯童年过得十分不如意。万历皇帝看不上朱常洛,源自朱常洛的母亲是一位普通宫女。是一次不经意的偶遇,才让王恭妃怀上了孩子,并生下了皇子朱常洛。
接下来就是浩浩荡荡的国本之争,万历皇帝不想立朱常洛为太子,而想立郑贵妃所生朱常洵为太子。大臣们当然不同意,皇帝、郑贵妃、大臣们三方争斗不休,万历干脆朝也不上了,奏章也不看了。
万历二十九年,朱常洛才被立为太子,而之后朝廷依旧动荡不安。万历三十九年,崇祯帝朱由检出生,鉴于他父亲朱常洛的地位时常不稳,加上郑贵妃一干强大敌人,朱由检也不会得到多好的待遇。
崇祯帝朱由检从出生以来,就一直在一种负面环境中,明宫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皇宫笼罩在未知的阴谋之下,这些都发生在崇祯身边。在复杂的成长环境下,崇祯既自卑又自负,既多疑又焦虑,他想要复兴大明,但又缺乏信心,他想要任用人才,又不采纳谏言。
因此,面对重大决策,崇祯总会首鼠两端、犹豫不决。
崇祯十年,皇太极再次出兵南下,崇祯令卢象升总督军务,保卫京师。是时,崇祯有意和谈,而卢象升坚持抗战,犹豫不决再次发生。崇祯十一年,卢象升在巨鹿被数倍清军围困,宦官高起潜手握重兵却不来救援,卢象升力战而死,帝国葬送了一名良将。高起潜见死不救,源于崇祯帝的和谈愿望,以及高起潜的揣摩圣意,毕竟太监只能依靠皇上,当然最后和谈也没有达成。
到了最后关头,崇祯没钱了,国库也没钱了,军饷发不出,此时应该不惜一切代价筹措军费。而崇祯再次陷入了纠结之中,他既不想得罪士大夫,还想维护皇帝的尊严,最终选择了折中的办法,也是最不靠谱的方法,募捐。
其次,从客观环境来说,明朝的大臣跟皇上已经“不一条心”了:
明朝不同于宋朝,北宋最接近真正意义上的君臣共治,也就是说,大臣不仅仅是打工仔,还是天下的治理者。终北宋一朝,几乎没有杀过一位士大夫,文臣地位被提高到了空前程度: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才应该是士大夫们的职责和使命。虽然大臣中也并非都是善类,但宋朝文臣对朝廷的忠诚度高于大明。
反观崇祯,不论对文臣还是武将,信任度都很低,单单内阁首辅,就换了四十四位,这很能说明问题。
从朱元璋开始,明代的皇帝们并没有把大臣当作盟友,只看成敌人或者打工仔。明初四大案,空印案、胡惟庸案、蓝玉案、郭桓案,牵连被杀超过十万人,单此一项,就足够把所有官员都得罪。官员们贪污不假,但是这么做的后果也让官员和皇帝的关系极为紧张,所以很多官员只关心他的权位,没有一丝家国情怀。
袁崇焕被俘后,祖大寿率兵溃逃,再也不敢进京,辽东无人可用。袁崇焕的做派是不太正常,但也不至于被凌迟处死,不考虑袁崇焕个人,也要考虑到辽东的将领士兵。袁崇焕为了国家付出了所有,哪怕犯过错误,也不应该落得如此下场。结局则寒了辽东将士的心,无人再肯为朝廷卖命。
孙传庭是明末最后一张王牌,为了朝廷东征西讨,立下赫赫战功,崇祯十六年,孙传庭战死沙场,得到的结果则是:“或言传庭未死者,帝疑之,故不予赠荫。”
崇祯帝不是缅怀英烈,而是担心孙传庭死没死,死后连封号都不给。
到了捐款的时候,大臣们当然不买崇祯的帐,有的砸锅卖铁,有的在家门贴上“此房出售”,有的只捐几百两,让崇祯“情何以堪”。如果是君臣一心,可能崇祯早就南迁了,或者干脆和皇太极和谈,结局应该会好很多。
最后,崇祯帝还有一条路:抄大臣的家。但他不敢选这条路。
在崇祯畏首畏尾的过程中,会担心权贵们会成为叛徒,可能会发生给李自成带路等事项。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如果换做朱元璋,直接全部抄家,根本不会有其他考虑,而崇祯则想得太多了。当然历史没有假设。
在崇祯号召捐款之时,内阁首辅魏藻德推脱没有钱,只捐五百两。李自成大兵就在城下,崇祯问魏藻德如何是好,只要你开口,马上下旨。魏藻德则趴在地上,屁股撅起老高,一言不发。李自成攻破京城,其下猛将刘宗敏抓住魏藻德问道:“你为什么不跟皇帝殉死?”魏藻德回复:“方求效用,那敢死?”意思是说,我准备给新朝廷效力,怎么敢死呢?李自成虽为贼头,也看不上如此叛徒,在酷刑之下,魏藻德交出大量金银,最后死于狱中。
内阁首辅都如此,下面的官员可想而知。在崇祯面前哭穷的官员们,却在李自成的逼迫下交出了巨额财产,李自成总共在京城内搜出七千万两白银,这帮官员也大多成了刀下亡魂。不知这是崇祯的悲哀,还是官员们的悲哀!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来了,为什么大臣们宁可冒着完蛋的风险,也不愿掏钱呢?
1.大臣们只有家天下的概念,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
从古至今,每个王朝向来都是家天下,其实每个王朝都是一本家谱,秦朝是嬴姓家谱,汉朝是刘姓家谱,而大明是朱姓家谱,而大臣们当然认为,这个朝代是你们一家的,跟我们没有关系,你朱家天下亡了,我只要投奔新朝,依然可以做大臣。
最典型的就是五代十国的冯道,他做了六朝宰相,朝代都换了六个,他依然是宰相,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这里,皇帝就是那个兵,皇帝换了,依然还要让我来帮他治理国家,所以他们宁愿冒这个险。
内阁首辅魏藻德就是这样的想法,只是没想到遇到了不按套路出牌的刘宗敏和李自成。刘宗敏问魏藻德,你为什么没有殉国?魏藻德恬不知耻地说,我要为新的朝代服务,刘宗敏上去扇了魏藻德几个大巴掌说,你从书生短短几年中状元并且坐上了首辅,崇祯皇帝哪一点对不起你?最后,魏藻德在被逼问家产的时候头裂而死,可谓罪有应得。
2.贪污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是不能摆到桌面上来。
贪污这个问题,历朝历代包括明朝都没有杜绝,即使像明朝太祖皇帝朱元璋,对贪污零容忍,贪污几十两就要剥皮填充稻草放在大堂上,但是依然堵不住贪污,实在是因为贪污是一本万利,而且这是个行业潜规则,大家都贪,你不贪,就没法在官场里生存。
另外明朝的大臣多为文人,文人还有一个尿性,就是做婊子还要立牌坊,我是贪污了,但是你不能摆到桌面上来说。所以中国才诞生了千奇百怪的送礼方式,在古代,那就是送一些字画古董,珍奇异宝,土地还有女人。
现在崇祯皇帝号召大家捐款,而明朝的官员的工资是很低的,这个时候如果按照崇祯皇帝的要求便捐了,就等于告诉皇帝和其他官员,我贪污了。皇帝你知道我贪污,但这都是暗箱操作的,不能拿到桌面上来说的,现在我捐钱了,是一个救国的功臣,等到危机过去以后,以崇祯皇帝的心胸,再查个贪污罪,那岂不是大难临头,所以各个官员也存在这样的心思,免得日后算账。
3. 还有就是“搭便车”的因素。“搭便车”基本含义是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其他大臣捐款了就可以把大明朝救下来,何必非要我来捐款呢?
所以,纵使崇祯一生焦心求治、殚精竭虑、旰食宵衣、恭俭劳勤,却始终无法扶正将倾之大厦,是命也运也,还是咎由自取?相信诸君自有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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